牧区人民法庭纪事-人生就是博官网

摘要：方便牧区群众诉讼，就地化解基层矛盾，这是牧区人民法庭的职责。地处偏远牧区的人民法庭每天接待辖区内最普通的百姓，法官审理的案件浓缩了基层矛盾纠纷的多种样态，映射出当地的世态人情和治理难点。跟随法官走向草原深处，才能明白为什么信息网络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依然需要“马背上的法庭”“车载法庭”。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钟欣 李婧

11月5日，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阿力得尔苏木下了本年度第一场雪，乌兰毛都草原盖上了白色“棉被”。7日一大早，科尔沁右翼前旗人民法院阿力得尔人民法庭的法警付白顺在法庭停车场发动了警车，他要载着执行员去乌兰毛都苏木萨仁台嘎查北沟的牧点寻找一位被执行人。车开出法庭大门后没多久，就进入了白雪皑皑的草原，一望无际，没有公路、没有手机信号、没有网络，这辆车就像一条小船漂在大海上，与外界几乎失联，车怎么走，都靠司机来定位。

付白顺是阿力得尔人民法庭的真人“导航仪”。阿力得尔人民法庭辖区面积为3900平方公里，含4个社区、31个嘎查、92个自然屯、1500个牧点，付白顺将其绘制成82页地图。“如果我睡在车后座上，车一颠，我不抬头都能猜到车到哪儿了，每个地方的坎都不一样。”付白顺自信满满地说。

同样在11月7日，与阿力得尔人民法庭相距2000多公里的另一个牧区人民法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县人民法院永丰渠人民法庭的庭长赛尔克·努合马尔也开车下牧点办案。永丰渠人民法庭位于乌鲁木齐县萨尔达坂乡，法庭辖萨尔达坂乡、甘沟乡、永丰镇、南山种羊场、南山林场等，辖区总面积约2169.74平方公里，总人口约2.23万人，人口密度大约每平方公里10个人。法庭辖区的“夏窝子”（夏天的牧点）“冬窝子”（冬天的牧点）都在山上。赛尔克在牧区开了半天车，遇到的牧民老乡屈指可数。

让基层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才能进一步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人民法庭是基层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是服务群众、解决纠纷第一线，也可以说是守护百姓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人民法庭每天接待辖区内最普通的百姓，法官审理裁判的案件浓缩了基层矛盾纠纷的多种样态。一个个发生在偏远农牧区人民法庭的故事，映射出当下农牧区的世态人情和治理难点。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60周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20周年。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记者深入辽阔的牧区，选取位于我国一东一西的两个颇具代表性的牧区人民法庭进行蹲点，近距离探寻他们如何努力践行“枫桥经验”，依法化解基层矛盾，全力以赴为民解忧。

源自牧区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的案件是怎样考验法官的？

阿力得尔人民法庭的法官白茹毕业于北方工业大学法律系。她在北京上了4年大学，又工作了6年。在京工作时，白茹的工位上长年铺着一摞摞待审的经济合同，生活里充斥着五花八门的商务活动和千头万绪的法律关系。

如今，在经历了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公务员考试以及审判员入额考试之后，白茹在阿力得尔人民法庭的办公室内埋头于成堆的案卷。这些案子中的绝大部分法律关系简单，证据材料单薄，但浸透了复杂的人情世故和错综的矛盾。

“原告只提交了一页证据，而且是一头牛的照片？”今年6月的一天，白茹一边翻着刚收到的“母牛难产致死纠纷”案的起诉材料，一边和书记员周娜娜讨论，“这证据实在薄弱呀！”

虽然证据单薄，但案件还是要审。原告是30多岁的牧民秦某，他家母牛在今年4月生育小牛时难产，于是请来兽医吴某协助生产。吴某建议将母牛拉到他的诊所治疗，随后将怀孕母牛用车拉走。几天后，秦某打电话向吴某询问母牛生产情况，吴某才说牛没救活，已经被处理了。“一头怀孕的母牛价值1万多元，何况它肚子里还有一只牛犊。咋能说没就没？你至少要赔偿我一头母牛的钱，牛犊子算送你了。”秦某向吴某索赔，而吴某觉得母牛难产而亡不是其过错，而且死牛不能和健康的母牛同价值，虽然吴某同意赔偿，但两人始终谈不拢金额。

一头难产而亡的母牛到底价值几何？吴某是否应对母牛死亡负责？双方当初是如何协商的？白茹手里除了一张母牛照片，没有其他还原事实的线索。她专门去市场调查，了解到一头基础母牛大约价值1.4万元。随后，她给双方当事人分别做工作，最终原被告协议分担了母牛死亡的责任，吴某赔偿秦某1.16万元。

“其实，我承办的大部分案件都是这种情况。牧区的普通民事案件很少有详尽的证据作参考。”白茹说。据介绍，该法庭承办的大部分案件随起诉书提交的证据都在3页之内。“比如离婚案件，大多数原告只能提供自己的结婚证复印件。在大多数借贷类案件中，法官能参照的证据只有一张欠条，能清楚约定借款本金、利息、计息方式、借款期限以及到期不还后果的不多。涉委托放牛案、误留他人牛羊案件的证据就更少了，大部分此类案件的证据材料里，除了起诉状，只有牛的照片。”周娜娜说。

虽然法律关系不复杂，但老百姓到法院起诉就意味着矛盾非常尖锐。

在一起草牧场承包纠纷案中，住在桃合木苏木的牧民包某将自家5000亩草牧场转包给王某夫妇，转包合同未到期，双方便发生激烈争吵，甚至大打出手。王某连跟随法官到包某家协商都不敢，原因是“怕挨打”。法官深入了解，原来双方早年间签约时，草牧场转包价格低廉且王某夫妇经营草牧场时过度开发，令草牧场原主包某十分不满。双方都有意解除转包合同，争议点还是赔偿金额。法官从包某子女处找到突破口，让更能理解法律关系的年轻子女说动了倔强的老牧民包某接受合理的解约条件。

在永丰渠人民法庭从业多年的赛尔克庭长与白茹法官的经历不同。他出生于乌鲁木齐县板房沟镇，距离永丰渠人民法庭只有20公里。他自小在牧区长大，熟悉牧场的一切，能通过牙口判断牛羊的年龄，可以熟练地开车通过逼仄陡峭的山路，如果碰上牧点大门紧闭，他甚至知道在哪块石头下压着钥匙。

赛尔克是永丰渠人民法庭唯一的入员额法官。他是哈萨克族，经常用本民族语言调解群众矛盾，开展庭审活动。很多牧民找赛尔克解决纠纷，不仅是想让法院来裁判官司的输赢，更是希望有威望的哈萨克族人评评理，想想办法。赛尔克谈起自己办过的案件，“涉农牧的民事案件、婚恋纠纷和普通债务纠纷占了9成。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帮老百姓处理家务事。”

今年8月，一起“老夫少妻”离婚案难住了赛尔克。男方70多岁，女方50多岁。结婚时，双方对这门亲事都很满意。为了娶媳妇，老汉还支付了1万多元的彩礼。可婚后不到一年，老汉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他发现媳妇不仅爱喝酒，而且患有精神类疾病，酒后经常吵闹摔打，有时还打扰其他村民的生活。老汉来法院起诉离婚，态度十分坚决。可赛尔克调查发现，女方虽然有子女，却因各种原因都无法履行对其母的监护责任。要是判双方离婚，患病的女方面临无人监护的窘境，对社会安定更为不利。可是再不离婚，老汉的身体快扛不住了。简单地判决离婚或者不准予离婚，都解决不了现实难题。赛尔克通过女方娘家所在村的村干部了解到，女方在该村还有住处，而且有个同住在本村的弟弟，这是女方在本村唯一的亲属。赛尔克多次找女方弟弟谈其姐的生活现状，说服其承担监护人的责任。离婚分割共同财产时，老汉支付了女方一笔现金和10几只羊，用以保障女方眼下的生活。近日，赛尔克对该案进行回访，了解到女方的精神状态已有所改观，老汉的生活也回归平静。

人民法庭受理的大量案件都来自于牧区群众的生产生活琐事，证据单薄，当事人心结深重，无论调解还是判决，对裁判者都是极大的考验。案件如何妥善地处理，只钻研法条远远不够，很多时候考验的是生活经验和智慧——这是牧区人民法庭工作者的心得体会。

会骑马、讲双语……服务牧区的法庭工作人员都有啥本领？

在交通设施和通讯方式高速发展的今天，还有“马背上的法庭”吗？当然有！

每年，赛尔克要骑马带着国徽和案卷去牧区开庭或调解30次左右。当记者问他何时学会骑马时，赛尔克自豪地说：“我5岁就会骑马了。”

赛尔克的马术是另一位“骑马的法官”教会的。赛尔克的父亲努合马尔·吐斯别克退休前也是乌鲁木齐县人民法院的法官，在他30余年的法官生涯中，有2/3的时间是在人民法庭处理牧区群众的纠纷。今年73岁的努合马尔对他当年的坐骑依然记忆清晰——那是一匹棕色的公马，前腿有点小毛病。

“我1976年到法院工作。那时牧民们还住毡房，没有电话，没有固定地址，没有公共交通工具。同一个案件，同一个当事人，从立案到执行我要找三四次。我只知道牧民大概在哪个牧点，但具体位置需要去碰。靠人的两条腿行不通啊！”

1977年，他所在的人民法庭购买了一匹马，作为法官下乡的交通工具。努合马尔回忆，有一次他在骑马上山的途中，马前腿突然打滑，他从马背上滚落，但一只脚卡在马蹬子上。受惊的马拖着努合马尔在坑洼的山路上跑了100多米。努合马尔急中生智，用大衣裹住了头，虽然摔得鼻青脸肿，但幸运的是没有受重伤。如今，每次赛尔克骑马下乡，努合马尔都要嘱咐他：“儿子，注意安全！”

20世纪80年代，法院为办案方便购置了自行车。当时自行车是个昂贵的“大物件”。20世纪90年代初，法官下乡的主要交通工具相继升级为两轮摩托车和三轮摩托车。

1995年，赛尔克进入法院工作的时候，法庭已经有吉普车了，现在永丰渠人民法庭有巡回审判专用的越野车。然而，牧区依然存在只能依靠马匹才能到达的区域。“比如，在冰雪没有融化的牧点，机动车在冰上爬坡费劲。另外，我们法庭辖区还有自然保护区，禁止机动车进入。所以，我们有时还得靠马当脚力。”赛尔克介绍。

今年7月，永丰渠人民法庭受理一起民间借贷案，原告是50多岁的哈萨克族牧民，被告是60多岁的汉族村民，两人是同村的邻居。案情为原告起诉要求被告依约支付借款本金加利息共计1.8万元。眼看就要开庭时，被告摔伤了腿，行动不便。为了及时化解矛盾，赛尔克决定到被告家开展巡回审判。他和书记员带着国徽、案卷、打印机，开车走了20多公里，到达原告和被告所在村，但最后的5公里是爬坡的山路，车上不去。赛尔克租了两匹马，和书记员骑马走了40分钟才到被告家。“原告和被告本来就是邻居，我们当场开庭，当天就把案件了结。两家人从此少了一桩心事，以后还能好好相处。”赛尔克说。

除了骑马的本领，赛尔克还精通汉语和哈萨克语，是名副其实的双语法官。永丰渠人民法庭的辖区属于多民族聚居区，哈萨克族群众占比40%左右。赛尔克在办案时，常常需要双语切换。尤其是当两个民族群众出现在同一个案件中时，赛尔克要和汉族当事人说汉语，又要和哈萨克族当事人用哈萨克语交流，甚至要充当双方当事人的翻译。

最近，赛尔克还为一起因语言不通引发的纠纷做了调解工作。哈萨克族农民阿某在自己的马铃薯地里使用了一款农药后，马铃薯长势惨淡，几乎没有收成。他以出售假农药为由，起诉农资店老板。在诉前调解时，赛尔克发现，农药使用说明是汉语，写明该农药应用于植物根部，但阿某自述他将农药喷在叶子上。阿某表示，他不懂汉语，所以看不明白使用说明，是凭经验使用的农药。

查明事实后，赛尔克专门找农资店老板做工作。“你在民族地区经营农资店这么多年，应该了解向哈萨克族老乡出售农资时要帮其翻译使用说明，教会其使用方法。而且，这批农药出售时已经濒临过期，这事儿你有责任。”赛尔克说。另一方面，赛尔克用哈萨克语和阿某交谈，阿某承认自己没弄清农药使用方法，对减产也应负责。最终，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农资店老板支付阿某2万余元赔偿。

与永丰渠人民法庭类似，阿力得尔人民法庭的辖区也是多民族聚居区，邰萨茹拉是该法庭的双语法官。

10月12日，阿力得尔人民法庭庭长梁鑫明、邰萨茹拉和书记员周娜娜一起去牧点开展巡回审判。这是一起因赊账引发的民间借贷案件。原告是50岁的胥某，被告是40岁的牧民希某。原被告都是蒙古族。因为当地有赊账的习俗，希某多年来一直在胥某的店里赊账买东西，目前还欠几万元没有归还。胥某见催债多次都要不到钱，于是起诉。

在庭审现场，审判长梁鑫明用汉语向希某提问，希某每次回答都犹豫不决，只回答“是的”或“好”。当邰萨茹拉作为翻译，用蒙古族语言和希某交流时，希某却打开话匣子。他说今年自己家的牛羊都没卖出好价钱，而且自己的生意也经营得不好，确实没钱还债，希望胥某能宽延几个月。希某还表达了自己汉语不流利，用汉语无法顺畅参与庭审的困惑。“当听到法官说蒙古语，我一下子就轻松了。”希某说。希某最终承诺明年年初还钱，双方签订了调解协议。

越野车是阿力得尔人民法庭的主要交通工具。地广人稀的茫茫草原，最恐怖的事莫过于开车时与外界失去联系。梁鑫明就曾碰到过车爆胎、手机没信号无法求救的情况。“我们法庭辖区点多、线长、面广。车在半路爆胎那天，我们被迫停车的地方位置偏，有可能一两天都没人经过，半夜温度会降至零下，若不及时找到救援，后果不堪设想！”梁鑫明说。当天她和司机两个人为寻找牧点的无线网络走了很远的路，甚至爬到山顶，然后尽量将手机举高，希望能找到手机信号。所幸他们最终找到了牧点的无线网络，联系上了同事。“无线网络覆盖不了这么大一片草原。”梁鑫明解释道。

去年年底，科尔沁右翼前旗人民法院为包括阿力得尔人民法庭在内的3个人民法庭配置了卫星电话。法官们像得到一个“法宝”，稀罕得不得了。“我们法庭有卫星电话了。我们以后在草原上开车再也不怕车在半道上爆胎了！”大家几乎是奔走相告。

广泛建设的“云法庭”可以包打一切么？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普及，“云法庭”建设也遍及全国。

记者在阿力得尔人民法庭采访时，法官正在利用“云法庭”开庭。原告是一名被景区的马咬伤的城市女孩，被告是在草原上经营骑马游艺项目的个体经营者。原告认为，被动物咬伤是很严重的创伤，有感染疾病风险，起诉索赔10多万元。被告只同意赔偿1000元。因为原告是一名游客，在案件开庭时已经离开内蒙古自治区，所以法官启用了“云法庭”开展审判工作。在庭审现场，只见法官、书记员和身在本地的被告都在法庭，原告则在法庭内的大屏幕中出现。在“云法庭”的支持下，该案通过网络视频进行了法庭调查、质证和辩论，举证、签字等程序也都通过软件完成。

梁鑫明介绍，法庭已广泛应用信息网络技术，只要条件允许，法庭鼓励法官利用“云法庭”开庭。

赛尔克也告诉记者，近几年来，他下牧区的次数大幅减少，这得益于“云法庭”拉近了法官和牧区群众的距离，“只要牧民会使用智能手机、家里有网络信号，我们都尽量用远程的方式完成审判，让群众少跑腿。”

虽然有了“云法庭”，但法官们异口同声地表示，“马背上的法庭”“车载法庭”依然有存在的现实意义。

首先，不少牧区群众不能熟练使用智能手机；其次，牧区的网络信号不稳定；第三，部分群众依然相信“见面三分熟”，更乐于接受现场协商时提出的意见。

9月15日，赛尔克驾车1个多小时，到“冬窝子”开庭。这是一起因代养羊合同引发的纠纷案。68岁的原告于某去年将自己45只羊交给有牧场的哈萨克族牧民别某代养。于某按照约定支付了代养费用，可当代养到期后，别某不给羊。于某只能起诉，要求法院判决别某归还45只羊。赛尔克多次与别某联系，别某总是支支吾吾，将“拖字诀”念到底！听说赛尔克要来自己的牧点解决案子，还要在他家的毡房开庭，别某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当赛尔克和书记员来到别某的毡房时，别某一家已将毡房收拾得干净整洁。

“我和老于是老朋友。去年我没有经营好牧场亏了钱，只好把老于的羊卖掉应急。我知道理亏，打算等这群羊养好后还给他，但他催得太急，我没有法子。”庭审过程中，别某用哈萨克语说了缘由。老哥俩把话说开后，当庭签署了调解协议，于某同意别某延期交付45只羊。

据法官介绍，线上调解在实践中也被广泛应用。与“云法庭”一样，线上调解同样不是“一招鲜吃遍天”的“法宝”。根据案情的不同，有的案件适合在线上完成调解，有利于尽快尽早将矛盾纠纷化解；有的案件不适合线上调解，需要当事人面对面协商，比如涉案人员众多、当事人分歧较大等诸多原因。

为了让调解环境更温馨，促成双方矛盾顺利化解，牧区人民法庭的法官们不仅下乡调解，还想办法为群众提供比较舒适的庭外调解环境。

永丰渠人民法庭常设一顶毡房作为调解室。毡房内布置得像牧民的家，炕桌上还摆着喝奶茶用的壶和碗。“在毡房里一边喝奶茶一边谈想法，当事人更容易打开心扉，融洽的氛围也有利于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赛尔克说。

阿力得尔人民法庭的古榆清风调解室是一幢装修一新的平房，位置就在法庭隔壁，整洁明亮的房间内，一张圆桌很是醒目。梁鑫明介绍：“今年8月1日，以‘政协 法院’为主要特色的古榆清风调解室正式启用，截至目前，这里已经对上百起案件进行了诉前调解。”

今年3月，阿力得尔苏木一男子意外去世，留下两个幼小的孩子。孩子妈妈斯某与该男子离婚多年，且已再婚。自孩子父亲去世，两个孩子一直由祖父母王某和韩某照顾。两位老人表示，他们无力继续抚养两个孩子，希望斯某把孩子们领走，但遭到拒绝。双方因此产生矛盾，老两口甚至认为斯某已构成遗弃罪，于是到当地派出所和阿力得尔人民法庭进行咨询。

梁鑫明得知此案后，认为仅依靠诉讼不能解决孩子们的抚养难题。她找到斯某了解情况，看到对方是一位残疾人。斯某说，她没有工作，家庭开支都靠男方，不可能接孩子们和她一起生活。

阿力得尔人民法庭启动诉前调解联动机制，把孩子们的亲属、阿力得尔苏木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王某、韩某所住嘎查和斯某所住嘎查的嘎查达（即村委会主任）全部召集到古榆清风调解室开展调解，一起解决孩子们的抚养大事。

经过法官的劝说，斯某逐渐认识到抚养孩子是她的义务，不能推给长辈，遗弃未成年子女是犯罪。王某和韩某也明白了：贸然让两个孩子跟随母亲生活，对孩子们的未来不利。双方最终达成协议，孩子们仍然住在祖父母家里，由妈妈按月出抚养费。

“这起案件就不太适合线上调解。孩子的母亲和祖父母都不会使用智能手机，而且双方分歧很大。另外，他们在现场看着两个可爱的孩子时，心境肯定发生了变化。”梁鑫明说。

方便牧区群众诉讼，就地化解基层矛盾，这是牧区人民法庭工作人员的职责使命。在采访的结尾，两位人民法庭的庭长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人才的“传承”问题。牧区人民法庭的各方面条件虽然在不断改善，但相较于很多发达地区毕竟还是艰苦。前几年，赛尔克向县人民法院提出带徒弟的想法，要求这个徒弟不仅懂法律，而且要懂牧区风俗、会开车走山路，最重要的是哈萨克语要流利。县人民法院的领导颇费了一番心力，终于安排了哈萨克族小伙子比斯别克做赛尔克的徒弟。如今，赛尔克下牧区办案总要喊上他。“小伙子不错。我最期待的是他能扎根在人民法庭，好好干几年。”赛尔克说。

因为阿力得尔人民法庭距离旗人民法院还有一百多公里，法官们都住在法庭附近的宿舍，只有周末才能回家，这给法官们的个人生活带来不便。

梁鑫明每周一从旗里回到法庭时，都会带来一束漂亮的百合花。她仔细地将花插进花瓶，摆在办公桌上。“这是我对温馨家庭的执念，美丽绽放的百合也会鼓励我去勇敢面对基层工作的挑战。”她对记者说。

白茹要是早上苦着脸干活，大家心里就明白了：“她昨晚上给儿子打电话时，孩子指定又哭着找妈妈了。”白茹有一个4岁的儿子，现在只能长期跟爸爸过日子。孩子每次和白茹通电话都问“今天星期几”，他知道只有周五晚上才能见到妈妈。

“在我们法庭工作确实有难度，离家远，收入又不高。但我们每天的工作都是在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确很有意义。”梁鑫明顿了顿说，“好在我们旗法院实行轮岗制，每一个法官都有机会到人民法庭来干干，也是解决了法庭后继无人的问题。”

刚满21岁的文成龙是去年被招入阿力得尔人民法庭的司机，他认为自己来这里最大的收获是“打字更快了”。因为法庭活多人少，他常帮着书记员、法官在电脑上整理材料。“在这里工作，就得一个萝卜‘几个坑’，要不活儿干不过来。”

中专毕业的文成龙一边工作，一边在职攻读大学的计算机课程，他闲暇时间还在阅读法律书籍。他悄悄地告诉记者，在这里的工作经历让他找到了新的职业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