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农民日报
- 编辑：李忆宁
- 作者：林培源
赵树理，1906年9月24日生于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本名赵树礼，曾担任中国文联常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主席、《曲艺》《人民文学》编委。1920年代中期，赵树理在山西第四师范求学，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式开始文学工作。1943年，赵树理发表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一举成名。1947年被解放区文艺界树立为“赵树理方向”，其小说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存在其间的矛盾斗争，塑造了二诸葛、三仙姑、李有才、铁锁等典型形象。代表作还有《李家庄的变迁》和首部反映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三里湾》等。
赵树理。（资料图，由作者提供）
2023年9月23日，
是著名作家、“人民艺术家”赵树理逝世53周年纪念日。
1940年代开始，赵树理以其通俗化文艺观，
消弭了新文学与农民大众之间的隔阂，
成为名副其实的“地摊文学家”。
他一生经历“抗战”、解放战争、土改、合作化运动等历史过程，
始终孜孜不倦地为农民写作和立言。谨以此文，纪念赵树理。
117年前的9月，赵树理降生于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尉迟村。他的一生，是扎根农村生活、参与农村工作并为农民而写作的一生。除了作家，他还是农村问题的思考者。也正因为这些严肃且有批判性的思考，让他陷入身不由己的困顿中。
1970年9月23日凌晨，凭借《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三里湾》等作品在解放区轰动一时的作家赵树理，于病痛中告别人世，享年64岁。
赵树理在尉迟村与当时的农业合作社社员讨论问题。正在讲话者为赵树理。 资料图
从“树礼”到“树理”
赵树理一出生，作为赵家迟来的男丁，他被寄托了继承香火、光宗耀祖的希望。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了，祖父赵忠方仍固守祖训，认为“读书知礼、学优而仕”是不变的真理，毅然决定为赵树理开授《大学》《中庸》《孟子》等典籍，并为其取名“赵树礼”。
沁水县当时盛行各类宗教会道门，赵家也不例外：祖父赵忠方和祖母信奉“三圣教道会”，母亲王金莲是“清茶教”信徒，父亲赵和清迷信传统阴阳卦术，凡事都要卜卦问道。赵树理浸淫其中，直至成年，仍未褪去迷信思想。1943年，赵树理写出成名作《小二黑结婚》，父亲赵和清成了其中“二诸葛”的原型，赵树理以这一方式与封建迷信思想决裂。
1925年夏天，时年19岁的赵树理考入长治山西省第四师范。两年后，他在同学常文郁和王春介绍下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恰逢北伐战争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山西掀起了学生运动的浪潮。1927年10月21日，第四师范爆发学潮，驱逐校长姚用中。由赵树理执笔，辑录于《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同学录》“序”中的《驱逐腐败校长姚用中宣言》一文记录下了这次惊心动魄的革命行动，赵树理强调“革命志气”和“革命精神”，呼吁“世界革命青年”联合起来抵制和反抗一切恶势力。
也就是在那一年，国民党实施“清党”行动，开始抓捕共产党员。情势危急下，赵树理离开第四师范，假扮为“游方大夫”，在安泽、沁水、阳城和河南济源等地边界山区一带流浪数月。
在1929年4月28日这天，赵树理因“共产党嫌疑”遭捕，关押进县看守所，夏天被押至太原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审问。由于缺乏证据，国民党无法判定赵树理的共产党员身份，于是将其投入“山西省自新院”。自新院系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建立的一所非正式监狱，负责对进步青年和“共产党嫌疑犯”进行思想改造，是国民党“清党”运动的产物。赵树理最早的两篇小说《悔》和《白马的故事》便写于这一时期。彼时，自新院为使新人“转变思想”，并不限制自新人读书看报的自由，只要开列书单，便可让院方到山西省图书馆借书，赵树理因此有机会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
一年后，赵树理在《自新月刊》发表了《读书·做人·革命》一文：“有人说现在是革命时期，用不着谈人生问题。如果有人是这样说，错得也不算很近。要知道一方面革命，一方面还要做人。若没有合理的人生观，做人先成了问题，还怎么革命？”此处的“革命”与“人生”显然是同构的：“合理的人生观”先于革命，而革命又反过来塑造了人生观，经过学潮洗礼的赵树理，已在心底埋下革命的种子。
《读书·做人·革命》发表时署名“赵树礼”，仅仅一个月后，从自新院获释的赵树理即告知友人史纪言，他决定改名为“赵树理”。从“礼”到“理”，意味着告别“读书识礼、学优而仕”的封建礼教，拥抱共产主义、马列主义的“理”。
赵树理就此开始了为农民大众写作的一生。
“在共事中间，既好做学生，又好做先生”
1920年代末到全面抗战爆发期间，赵树理经历了一系列的动荡：从参与“驱逐校长”的学潮到逃亡流浪，再到被捕、参加抗战，其人生观、文学观以及对革命与文艺关系的思考渐渐臻于成熟。他自幼生活在乡村，熟悉农民的生活、情感和伦理，这些，使得他在从事革命宣传工作时能站在农民的立场思考问题。
1943年，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陆定一等人撰写的讨论“下乡”的文章。这批文章强调“下乡”之于整风和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重要性。跟其他知识分子“自上而下”的改造不同，赵树理采纳的视角是“自下而上”的：“我个人熟悉农村生活的方法就是和人‘共事’……我觉着在共事中间，既好做学生，又好做先生”，“要和人‘共事’，下乡几天，走马观花不行，住下来，当旁观者也不行，最好的办法是以协助工作的身份参与农村工作。”
可以说，赵树理大部分的小说和戏剧作品，都是在“共事”中生成的。
赵树理年幼时常去离家不远的古石窑那里，听逃荒至此的外来户讲乡野的奇闻逸事、民间传说，对这些外来户的不幸遭遇充满了同情。后来，他在《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中，用生动的语言描写了这些所谓的“老字辈”的形象，讲述宗法制下的农村生活。
赵树理身上维系着和农民生活、乡村社会之间天然的情感纽带，既“做学生”又“做先生”的身份，使他获得了一种“入其内出其外”的独特视角。通过《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问题小说，他得以完成“革命”与“文艺”的有效转化，这种转化体现了赵树理之于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中介”角色：一方面，他将乡村经验和农民生活“翻译”为文学形式，另一方面，在向农民介绍知识分子的话时，“也要设法把知识分子的话翻译成他们的话来说”。借此，赵树理为政治政策的制定者和接受者提供了一套灵活的文学生产、流通方式。《李有才板话》出版后，许多党员干部将它当成工作手册，在田间地头向农民加以宣讲，即为明证。
“农民需要什么，我就写什么”
1939年至1941年间，赵树理有过三次“办小报”的经历。三份小报分别为1939年9月12日问世的《黄河日报》“路东版”（也叫太南版）副刊《山地》；1940年5月创刊的《人民报》副刊《大家干》；1940年8月1日问世的周刊《中国人》副刊《大家看》。
对于这三份小报，赵树理有过生动的追忆，“在三次办小报过程中，也写了几十万字的小鼓词、小小说、小杂文”。关于《山地》，他说：“那小报的一版副刊名叫《山地》，由我担任编辑，我便利用我熟悉的那些民间艺术形式来攻他们，老实说，我是颇懂一点鲁迅笔法的，再加上点群众所熟悉的民间艺术因素，颇有点威力。这报专往他们所到的地方张贴，贴到哪里读者挤到哪里”；关于《大家干》：“那时这个小报又决定出通俗副刊，我又被委为编辑，文章风格上继续了《山地》之风，内容上则以教育战士为由，领导上按当时需要授意写，形式上也不多采用文艺形式”；关于《大家看》：“一九四〇年调往《新华日报》社，开始放在《抗战生活》（综合杂志）编辑部，自己很少写什么；不久，报社需增办一个专发敌占区边沿上的小报叫《中国人》，辟了个副刊叫《大家看》，我又担任了编辑，仍继续了《山地》之风，尽情地暴露敌人残暴、丑恶，发挥了点匕首之技。”在赵树理的追忆中，一边是“小鼓词、小小说、小杂文”“民间艺术因素”“教育战士”“暴露敌人残暴、丑恶”，另一边是“鲁迅笔法”和“新诗、新小说”。
在抗战宣传动员的形势下，三次“办小报”的经历对其实践通俗化的理念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办小报主要是给农村干部看的，通过干部再向群众宣传。”“农民不识字，看不懂书报，只能让别人念给他们听。”小报的最终受众是农民，联结这一受众，需要借助识字的农村干部这一“中介”。“让别人念给他们听”凸显的是声音的媒介作用。赵树理深谙这一道理，因此他的通俗化写作总是照顾农民大众的接受习惯：“农民需要什么，我就写什么。农民喜欢什么艺术形式，我就采用什么形式。快板、评书、故事、小说，以及地方戏曲，我样样都写。”
赵树理创作的这些“短平快”的文艺形式是沟通革命情感与乡村日常生活的有效形式。凭借这一形式，他成功地推动通俗化文艺融入乡村的生活世界。
折回来走农村的熟路
1949年4月初，赵树理只身抵达北平，住在《大众日报》宿舍。这年初在《致周扬》及《农村问题一束》《襄垣来信》等信件中有关“鼓励女人参加主要生产，提高妇女社会地位”的讨论，在随后的小说《传家宝》中有所呈现——这是赵树理“进城”后作的第一篇小说。
然而，“进城”并不意味着创作转型的完成，赵树理熟悉的还是农村的生活。他坦诚自己还远未“了解真正‘无产阶级’——产业工人的生活”，文学写作也因此几近停滞。1949年到1952年间，除了忙于编辑《说说唱唱》（1950年1月20日创刊）和《大众文艺通讯》（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会刊，1950年2月8日创刊）之外，赵树理还担任了大大小小各种政治、文化机构的职位，忙于出席各种各样的会议，甚至出国参观交流。这一时段，他写下的文学作品只有寥寥几篇，除了后来脍炙人口的《传家宝》《田寡妇看瓜》《登记》《石不烂赶车》（改编自田间的《赶车传》）等，更多是演讲词、发言稿、创作谈、读后感、文艺评论等。
1949年4月23日，赵树理在“工人写作问题座谈会”上表露其对当时城市（北平）生活的陌生和好奇：“文艺工作者是否可以参加区政权工作，了解一下二百万人在做些什么？了解某一个时期他们究竟需要些什么？我们从农村来的人，是感到有这个需要的。”按赵树理在《也算经验》中的说法，要书写新的经验和生活，只能通过“在群众中工作和在群众中生活”来获得，而非“主观上变一变观念”就行得通。
因此，赵树理特地到北京前门外一个制造农用喷雾器的工厂体验生活。在工厂期间，他和工人相处、谈话，也看了一些相关材料。这一行动旨在继承他先前“在群众中工作和在群众中生活”的方法以获取写作来源，尝试新的创作转型。
不过，正如孙犁所言，赵树理并不适应这样的新环境，城市和工人的生活与他熟悉的农村生活存在天壤之别，将自己抛掷于新环境中，无异于断了后路。对此，赵树理有自述：“一九四九年到北京以后，和群众接触的机会更少了，来源更细得几乎断绝了。为了要挽救这一点，我也曾下过一次工厂，但试验了一个月，觉得路子太生，又想折回来走农村的熟路。”建国后他第一次下乡，发生在1951年2月底。赵树理说：“我是愿意写农村的，自然也要去摸一摸农村工作如何转变的底，于是就在一九五一年的春天又到我所熟悉的太行山里去。”这些，是赵树理进城后遭遇写作的“节节败退”而寻求的合理化说辞。
赵树理“下乡”时恰好赶上了现代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历史转折——山西长治老区试办十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关于这段经历，赵树理在1955年回顾道：“我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地委区（山西长治专区），碰到他们也正在研究上述那个不太容易解决的问题。他们根据当地的情况，又参考了一些苏联和各民主国家的办法，拟定出一种合作的形式，决定在本专区试办十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我也参加了他们的拟定办法和动员工作，并于动员之后前往两个愿试办的农村去协助建设。”
1951年，赵树理“下乡”时在三个农村参与协助建设农业生产合作社：1951年3月中旬，随“金星”奖章获得者、全国劳动模范郭玉恩奔平顺县川底村参与建社活动；1951年4月，到武乡县监漳村参与建社动员工作，为合作社的记工问题发明了“记名工票”的办法（这一办法既符合按劳取酬的原则，又简便易行，深得社员干部称赞，一直沿用多年）；1951年4月下旬到5月初，参与武乡县上窑沟的建社活动，此时赵树理不仅和农民一起下地干活，还和下乡至上窑沟的县委书记等人共同商讨办初级社的问题。
这些协助办社的经历，为他其后反映“两条路线斗争”的电影故事《表明态度》奠定了基础。
1952年4月初，为了解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一“新兴的农业生产机构”，赵树理再次“下乡”到山西省平顺县川底村。新中国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三里湾》，正是以川底村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为原型。
农村问题的观察者与思考者
自1955年发表《三里湾》到1957年重写《金字》的两年间，赵树理一直奔波在山西沁水和高平两地进行调研，文学写作处在停滞的状态。这个阶段的赵树理心系农村合作化运动，在目睹高级社迅速发展的同时，也看到了农村社会存在的问题。但这一次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写成小说，而是以杂文、社论的方式切入社会问题，发表于1957年6月25日《河北日报》的《进入高级社，日子怎么过》即是一个明证。
按赵树理的说法，公社化前后（1956年）是他“思想和农村工作的步调不相适应”的时期，即在“为农民争口粮”和“关心国家”（指国家在农业合作化时期实施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问题上存在矛盾：“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思想是矛盾的——在县地两级因任务紧张而发愁的时候我站在国家方面，可是一见到增了产的地方，仍吃不到更多的粮食，我又站到农民方面。”这一症结被赵树理描述为农民个体与国家集体的冲突：农民认为“既然把生产资料交给了社，就应该靠社过日子，因此根本不作收支计算，缺了钱随时向社支取，甚而支了多少都不管，社里不支给就闹”。实际上，赵树理关心的是在新的生产关系（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下农民如何生活的问题。如果说赵树理1950年代在《表明态度》《三里湾》等小说中展示的个体生产积极性和集体劳动生产之间的冲突，尚处在可以调和的状态，那么《进入高级社，日子怎么过》一文则透露出他对这一冲突的隐忧，农民“怎样生活”和粮食问题被提到了与国家政策相互抵牾的境地。对此，钱理群指出：“赵树理的这些思考都是相当超前，具有一定预见性的。这其实也是预示着赵树理在农村角色的某些变化：他已经很难对实际生活发生影响，而愈来愈趋向为一个农村问题的观察者与思考者了。”
1964年，最后一篇小说《卖烟叶》公开发表后，赵树理的文学生涯几近终结。在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赵树理读了《欧阳海之歌》，断定自己写不了“新人”，已经没有资格从事写作了。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赵树理秉承“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在1943年写出了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1947年，解放区文艺界将其树立为“赵树理方向”。成名后的赵树理曾遭遇误解、被批判，也曾身陷舆论漩涡，落入困境，但身为一名“人民作家”，他无愧于时代。赵树理为农民大众写作的一生，值得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铭记。
作者：林培源，青年作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