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酒”飘香时节,住在大白果树北面的“宝脑壳”上七十岁。
按照湘中“男上女满”风俗和村里文明乡约,“宝脑壳”只做了几桌酒席。散了席,脸上喝得桃花色的客人们津津有味地谈论着“八大碗”。旁边有人轻点一句:“菜算么子,人家头一次动了‘瓢羹’呢,还有红花的!”大伙先是一愣,继而齐声赞叹。
“瓢羹”是土语,也称“调羹”,即常见的汤匙。“动了‘瓢羹’”,在这里意味着酒席讲究礼数,有档次,不是随便发一套塑料餐具完事。“瓢羹”不是菜,竟然把它和佳肴一起评价,自有其缘故。
在这一方农家,平时比较客气的喜宴,除了使用方形油漆木制托盘端茶送菜,更要“动动瓢羹”,既实用,更显斯文。“瓢羹”大多是粗瓷制品,颜色纯白,稍讲究一点的描有青花,有的描着红花,搁在桌上,很添喜庆。这东西很实用。譬如酒席上常有红薯粉丝和面条之类的菜,用竹筷挑起时,拿只“瓢羹”在底端接着,然后往嘴里一撂,汤水就不会沥洒到桌面和衣服上。
“人家头一次动了‘瓢羹’呢。”说这话的人,不是别人,是白果院子里当过民办老师的诗明叔。
诗明叔窄长脸,两个眼睛有点高冷,是个十里八里受人尊捧的“夫子”,平时许多生活细节都能体现他乡土文化人的特点。譬如,不太规范合体的酒席,菜肴再丰盛,诗明叔认为没有档次,匆匆扒拉几口就走人;有时顶多随个礼。而他家正式待客,尽管菜肴也许不怎么样,却都会郑重地摆出“瓢羹”。他家的“瓢羹”甚至有几种,最好的当然是那套镀着金边、描有红色花鹊图案的。“花鹊瓢羹”是他六十岁生日时学生从外地寄给他的,整个村里没有第二套。村里的人在他家最多享受过红花级待遇,一般就是青花级。对此,“宝脑壳”心服,因为他自己的确是白果院子里不怎么讲究的粗人。在乡风文明建设中,作为特聘的“文明辅导员”,诗明叔对他穿着邋遢、饮食不讲卫生和乱倒垃圾没少训斥过。
可是“宝脑壳”不服气另外一个人,因为她居然可以享受到诗明叔的“红花级”招待。这个人就是院子东头的寡妇“柴婆”。由于个子高力气大,背柴背得动半座山,她才有了这个绰号。“柴婆”脸有笋壳斑,是白果院子里较丑的女人。吃酒席时虽然次次到场,但随礼往往最少,而且一上桌子,两个眼睛就死盯着大碗红烧肉或肉丸子,吃着吃着她的“瓢羹”上就堆满了好菜,饭后再用一张早有所备的保鲜塑料袋装回家去。所以平时也有人不愿意和她坐在一条春凳上。但当“宝脑壳”也鄙视她的穷酸时,诗明叔不紧不慢说话了:“你们差得远呢!人家胃口大,却从不多吃多占,还把自己的一份省着带回去给两个老人吃——小孩子看都不准看!”原来,她男人走得早,留下多病的公公婆婆和两个儿女,欠着一屁股债,但她没有离开这个家。扶贫工作队员摸底时,“柴婆”宁肯吃亏,也不比衬人家争当“特困户”。尤其是别看她家条件差,家里总是打扫得干干净净,那真是“地上捡得盐吃”。诗明叔家做酒,“柴婆”有时前来帮忙,吃饭时诗明叔一定要把“柴婆”喊上桌子,有时还坐在用红花级“瓢羹”的那一桌。
诗明叔说了一桩往事。有个节日,诗明叔路过“柴婆”家,看见她全家正挤在一张小方桌上吃饭,桌上除了一小碗肉就只有几样时新菜蔬,肉碗摆在两个老人面前,老人面前还各摆着一只白色“瓢羹”。
诗明叔逢人就讲,“柴婆”不是个一般的人。很多人纳闷,“宝脑壳”也挖着问凭什么,诗明叔说:“凭什么?就凭她在老人面前摆着的那两只‘瓢羹’!”
“宝脑壳”似乎开窍了:原来饭桌上比菜不如比“瓢羹”。他当然没有深想:生活中比“瓢羹”,其实比的是人品和底气。
果然,后来“柴婆”的儿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女儿也读上了二本,在政策帮助下全部顺利毕业并找到了比较称心的工作。
“柴婆”终于要到大城里去生活了。当时婆婆还在,老人怕连累“柴婆”,怎么也不肯随去。纠结好久,“柴婆”也没有其他办法了,突然敞大嗓门,锐喊一声“娘啊——”高大而又佝偻的个子“嗵”地跪了下来……
“柴婆”全家离开的前一天,白果院子几个有德望的长者特意请诗明叔出面办了桌酒为他们饯行。诗明叔居然摆出了他家那副从未使用过的“花鹊瓢羹”。诗明叔说,用了这副瓢羹,“柴婆”一家就不会忘记白果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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