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逝去的历史与历史的继续-人生就是博官网

“所以说我的同志们一个个都是人才呢，说话好听，唱歌也不错，思路又清奇。‘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这词多么地恰当。”

“五月虽不是炎夏，却是象征火热的，象征革命的，象征抗争的，也是象征希望的时间。五一国际劳动节，五四青年节，马克思诞辰，阿根廷的五月自由之火，法国的五月革命，还有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

　　五月里的一天，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负责人王德志脑子里正在热火朝天地思考着这些让人斗志昂扬、热血沸腾的日子，大大的“拆除”二字便熟练而飘逸地爬上了馆外的院墙。

　　低矮破旧的平房，痕迹斑斑的屋顶，坑洼的地面，凌乱的展品，让回到馆里收拾东西的王德志感到火热五月里的一点陌生，阴冷和潮气。

　　这座中国唯一一座以打工为主题、由工人自发建造的博物馆，经历了它15年的光辉岁月，接受了近10万人的参观后，于五月底的一天，在北京市朝阳区皮村的边缘化为了瓦砾和废墟。头顶的飞机一如往常轰鸣而过，住在村里的打工者们依旧行色匆匆，城中村内部乱而有序的运转仍在继续。

　　一切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但又有很多东西，因这座博物馆而存在过。

王德志（右一）在博物馆告别仪式现场。

一团火

　　白天的皮村里除了刺耳的蝉鸣，一切都是懒洋洋的。随着夜幕降临，离皮村的门楼子外的几百米处，除了大卡车呼啸而过，黑漆漆，静悄悄。可村道里像是凭空冒出了无数的人，随着不约而同开启的光怪陆离的灯光和童子鸡、烤面筋、麻辣烫等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味道而来来往往，吵吵嚷嚷。

　　打工的人是流动的，他们像候鸟一样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流动。一些人流动到了皮村，和五六万人一起住在这个拥挤错乱的空间中。近些年，随着皮村物价的提升和基础设施的完备，很多穿着体面但略显疲态的小白领开始住到皮村，大部分小作坊、小工厂消失了，还有一些则和被租金劝退的工人一起，流动到了六环甚至北京之外。

　　相比之下，作为北京的流动人口，王德志的流动并不算多。他在皮村待了快20年了，甚至比在家乡的村子待的时间都长。他耳听飞机开始自首都机场的t3航站楼起飞，眼看皮村在空间上不断折叠，以及这个被极度压榨的空间里的人不断变换面孔，来来回回。

　　2002年，在同样的五月。几个爱好文艺的打工青年成立了打工青年文化合作社，“就是想一起看书、学习、唱歌。我们准备了很多书，一个朋友还捐了几把吉他。王德志每天下班就来鼓捣。”孙恒回忆。

　　这几个文艺青年相识于西四丰盛胡同的建筑工地。当时王德志说了一段相声，叫《漂》，孙恒弹唱了一首歌，叫《想起那一年》。几个青年在文艺上相互欣赏，在漂泊和打工的经历中互相搀扶，于是一拍即合，组成了一个艺术团。他们四处演出，为更多在城市打工的外来人带去一些文化生活和精神寄托。

　　到了2008这一年，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奥运会成功举办，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全国人大代表中有了农民工的身影……这些都让他们感到像过节一样。同时，孙恒觉得，这些变化背后还有一些值得思考的地方：在叙述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的话语中，很少听到劳动者的声音。所以，这些青年认为，打工群体需要一个“根”——既能让亿万打工者有为自己的群体意识和主体性发声之处，也能通过对普通劳动者的记录，促使人们思考，没有这些劳动者，就没有经济发展的今天。

　　于是，他们便想到了博物馆。

　　“所以说我的同志们一个个都是人才呢，说话好听，唱歌也不错，思路又清奇。‘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这词多么地恰当。”王德志在纪念博物馆的文章里写道。

　　于是，在这一年的五月，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在国际劳动节这天诞生了。

博物馆内部展厅一角。

博物馆里悬挂的“打工三十年”的历史图直观形象地展现了农民工的历史：1978-1988年，这一阶段的特征是“艰难的流动”，到城市打工的务工人员被称为“盲流”。第二阶段是1989-2002年，打工人数达到了1.2亿，是“打工热潮”时期。输出地政府对农民外出已没有什么限制，但是打工者在城市是暂住的身份，而且随时面临被遣送的风险。2003年取消了收容遣送制度，到2008年中国农民工的总数已经达到2.1亿人，是“打工者成为新工人、新市民”阶段。

　　时间呈现之外，是事件和物品的展示。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在工厂大火中幸存女工小英的故事，流动儿童的笑脸，为各地工人服务的组织，“留不住的城市与回不去的乡村”主题展，工友的暂住证、安全帽、工资欠条、书信……一排低矮的简陋平房，五个有规划的小展厅，带有历史感的物品，让这个低矮的空间里流动着和几亿人相关的承受，低语和尊严。

　　大概是因为关于底层和阶层流动的讨论集中爆发，也可能是因为经济高速发展、城乡流动在加快的同时，新型工人队伍和意识在逐渐形成，也会有皮村里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让它有了聚焦作用的原因，总之，这座博物馆成了讨论新时期工人文化时完全绕不过去的现象级的存在。

　　在它运营的时间里，吸引了无数研究者、学校师生，一些跨国公司会组团来参观，有些学校甚至连续几年暑期都组织学生到皮村来。王德志只记得很多年前来参观的人数就已经有五六万了，再后来可能是忙着四处筹钱去了，没有进行统计。

　　博物馆似是一个母体，孕育了新工人剧场、工友影院、工友图书室、公益商店等新的空间，新工人影像小组、皮村文学小组等组织，还有新工人文化艺术节、新工人文化大奖赛、新公民儿童艺术节、打工春晚等各种工人文化活动。王德志的总结是，博物馆是一个综合平台和新工人文化沟通的桥梁。

　　在院子里，白天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晚上有人在院子里跳广场舞，一些村民和工友会到商店里挑选二手衣服，孩子们不管白天还是夜晚都喜欢来这里跑来跑去。王德志的孩子，就是在这个院子里长大的。

　　那些年，以这个院子为对象的学术性文章、新闻报道层出不穷。许多人到皮村来做研究，找归宿，参观完博物馆，参加完活动，穿越下班以后小巷子里开始热闹起来的人流，听着密集的铲子在锅里翻炒的声音和孩子们的玩闹声，到村里的饭馆里炒盘重口味的菜，下饭下酒也下蒜。

　　这个院子有过很多高光时刻，其中之一就是2012年在这里举行的打工春晚。这场晚会，也是作为总导演的王德志的高光时刻。

　　当年王德志跑到北京来，就是为了学相声，想上央视春晚。也因此，他在北京打工时，时刻都在拜师学艺。到皮村以后，他被叫作“皮村郭德纲”，当了导演以后，也被称为“王导”。王德志和孙恒等人商量着，艺术团成立10年了，攒了很多经典的东西。虽然这一年因为各种原因没怎么搞活动，但全国各地兄弟姐妹都惦记着，索性就借着过年，总结总结，热闹热闹。

　　当年那场晚会，因为是工人自己组织的，再加上孙恒请来了一直给他们当顾问的崔永元和他们创办的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沈金花当主持人，所以变成了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文化事件。

　　晚会上，绝大多数人既是演员也是观众，舞台和观众席之间几乎是平的，并且紧挨着，节目也都是自己演自己，所以它虽土得掉渣，但却让人完全沉浸其中。这，就是群众文艺的魅力。

新工人剧场的社区文艺演出。

　《劳动号子》唱的是“我们进城来打工，挺起胸膛把活干……谁也别想欺负咱，咱们有咱们的尊严”；五个女工以抹布为道具，以街舞的形式在舞台既快乐又艰辛地“打扫”；工人们穿着各式工装、手持各种劳动工具铿锵有力地走“工装秀”；怀孕的工友在小品《在城市安个家》中表达着“将来孩子能在爸妈工作的地方考大学”的期盼；全体演员和观众在孙恒的带领下一起唱跳起来，“我们不是一无所有，我们有智慧和双手，我们用智慧和双手，建起大街桥梁和高楼”……可以说，打工春晚集中地体现了工人自己表达自己而不是被代言的诉求，并强烈地呼吁着劳动尊严的价值重建——劳动创造了这个世界，劳动者最光荣。

　　流动，是打工者的常态。在晚会中，他们不断提到“家”，既是想念家乡的家，也期望能在城市里安家。也是因为“家”的感受，让很多打工者对博物馆这个院子有依赖，一如王德志当初的经历。

　　1995年，王德志家里卖粮食卖了1500块钱，他偷拿了700元，给家里留了一封信就往北京跑。在火车上，有人问他是不是去北京打工。当时他心里纳闷，“打工”是什么意思？但是不管是什么意思，只要有个地方管吃管住，只要不回家就可以。因为在家里干农活不挣钱，放牛放羊太无聊，跟着父亲起石头不仅艰辛，还要忍受父亲下山干农活后自己一个人守石头的孤寂。那段时间，他翻烂了历史课本，背熟了《新华字典》。

　　到了北京，他在小饺子馆、大饭店、面包厂等各种地方打过工，这让他在家时的孤寂感变成了漂泊感。直到遇到孙恒，成立艺术团，“在外面这些年特别渴望有个归宿，一直在找组织。从那以后天天盼周六，哪怕在一起待着什么都不做也觉得很舒服。”这种感觉，就像新工人乐队的《天下打工是一家》里唱的一样：“打工的兄弟们手牵着手，打工的旅途中不再有烦忧；雨打风吹都不怕，天下打工兄弟姐妹们是一家。”

　　如今，王德志转移到了皮村的打工子弟学校的院子里。他目前的日常工作是参与组织皮村文学小组的活动，并继续维持公益商店的运营。采访那天，一个大公司捐了很多被褥。为了躲避已经压迫在头顶的暴雨，我们和来村里调研的研究生、在学校里打篮球的一群孩子，一鼓作气扛了足能塞满一大间教室的大包。大汗淋漓过后，一场透雨浇了下来。

　　回去的路上，想着博物馆里还在继续的历史，以及已经成为历史的博物馆，脑子里回旋着歌词：“那些昙花一现的灿烂/是爆炸的烟火。那一团耀眼的火焰/在燃烧着你和我。”

　　满天星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是一句用在相聚结束时的万能结语，它既可以隐藏离别的无奈和悲情，也能表达希望，指向更远的道路和未来。博物馆要拆时，这句话和“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被多次提及。

　　在拆除之前，王德志组织了一个告别仪式。本以为只来几个朋友聊聊就可以了，但是那天的阵仗着实不小，院子里站满了人。有很多人关注打工者群体，也关注为打工者发声的群体。这种同气相求的情景，让我想起多年以前，我拿着吕途在皮村写就的《新工人：文化与命运》找她签名时，她写下的一句话：“关注新工人的命运就是关注人生就是博官网所有人的命运！共勉！”

　　仪式结束不久，一份为第一代打工者的养老问题发声的演讲和文章在网上接力传播，也几次以不同形式出现在王德志的朋友圈里。到了七月份，在超大特大城市进行城中村改造的消息，让王德志为打工者的生存空间担忧。这些与打工者有关的事件接二连三地出现，见到王德志时，我以为他会愤怒，甚至悲观。

　　他说：“你们知识分子就是矫情，我这是批判。”

　　某种程度上说，拆了，于他而言，是另一只靴子落地了。

　　不仅因为近几年频繁吆喝着拆拆拆，让博物馆处于风声鹤唳之中，更因为作为负责人，王德志老因为租金而战战兢兢。“现在终于不用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地找钱了，虽然不舍，也有一点解脱。这几年就怕看见房东短信，老骗他说‘钱快来了’‘马上就给’。”

　　和孩子们一起扛大包的王德志。

这些年，王德志做到了他能做的，博物馆也做到了它能做的。

　　在王德志看来，现阶段农民工群体依旧面临很多困难，比如第一代农民工要“干到干不动为止”的养老问题，新一代工人在城市里的权益问题。“但是长远看，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在工业化发展并不长的历史阶段里，应该能起到一个新工人群体从自在到自为的文化启蒙作用。”王德志说。

　　“新工人”这个词，是他们进行文化启蒙的一个抓手。在王德志看来，“农民工”这个叫法就像是一个水龙头，对农民和工人的身份，用的时候拧开，不用的时候关上。提出“新工人”，是一种新的身份上的认同。

　　博物馆中的主题展厅里，其中一个主题是女工的生命故事。吕途用不同年龄的女工的生命史集结成了《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这本书和上文提到的《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以及第一本《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共同构成了“新工人生命三部曲”。她认为，90年代之后，多数打工者长期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农民工这个称呼就不合适了，因为他们不仅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而且因为打工者的户籍是农村，所以使用这个称呼容易在逻辑上形成一种基于身份的差别待遇甚至歧视。更重要的是，打工群体自身已经形成了一种对公平和尊重的诉求，这种诉求具备了人数、生活体验和工作体验的物质基础，正在形成一种精神需求。

　　几年前，王德志还拍了一部纪录片，叫《移民二代》，讲的就是第二代农民工的故事。主人公是非常典型的新工人，他就是在王德志他们办的打工子弟学校里长大的孩子，完全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王德志看着他长大、做工。相比于父辈，他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非常强烈，并且有很强烈的主体性，同时这些表达还勾连着很多阶段性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

　　想起几年前我在工友影院和很多对此感兴趣的人一起看这部片子的时候，被比较慢的节奏和中午在村里吃的一大碗面搞得昏昏欲睡，但片子的主题表达的强烈感至今记忆犹新。

　　夜幕降临的皮村。

这也让我一直在想，皮村这些以“新工人”为主体的空间，到底有何魅力，有何意义？

　　吕途在她的书中给了一些启示：“一个人需要认识自己、认识社会，然后才能思考自己和社会的关系，进而创造自己和改造社会。一个群体需要认清其社会地位，然后才可以谋求社会地位的提高。同时我们需要找到适合的词汇来描述我们的看法、我们自己是谁，来分析社会。这些就是所谓的主体意识。而新工人主体意识的形成是新工人真正崛起的必要条件。”

　　或许答案就是，博物馆，皮村，让很多人开始认识自己。王德志当初也是这么认识自己、找到“组织”的。当时几个青年一起读书，有人建议读读哲学，他心里嘀咕：“这都什么年代了，还读这个？”然而，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让他开始认清自己以及万千和他一样的人的历史地位，“这是一本让我‘发家’的东西，让我彻底改变。”

　　这些文化启蒙的意义，已经超出了一个博物馆这个空间的物质存在的意义。就像汪晖在《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所作的序言中所说：“在新工人为改变自己的物质命运和文化命运的点点滴滴的微小努力中，我们听到了这个群体发声的愿望和要求。”

　　博物馆已拆，但王德志说，还有很多打工者的互助组织在运行和诞生。新工人在发声，很多人在和新工人一起发声。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巩淑云